他的最后旅程
1959年1月26日，Bruno Gröning在巴黎与世长辞
确诊：晚期胃癌
1958年深秋，Bruno Gröning和他第二任妻子乔赛特驱车往巴黎，他在1955年5月和她结婚。Gröning将自己交给他的朋友和癌症专家皮埃尔．格罗邦医生检查，X光片显示晚期胃癌，格罗邦医生想立刻动手术，但是Bruno Gröning拒绝。
他驾车返回德国，为他众多的小组预备庆祝圣诞，12月4日，他制作了一匣录音带，将在圣诞庆祝会上播放，之后，他和太太再次返回巴黎；与此同时，格罗邦医生通知了广受尊敬的癌症手术专家贝朗格医生，后者的诊所在亨纳街，离蒙马特不远。12月8日，Bruno Gröning就在这里接受手术，结果让医生们震惊，Gröning的情况较X光片显示的远为不妙，根本无从动刀，手术的切口立即被缝合。
令人震惊的快速康复
关于这事乔赛特记述如下：「他们不能解释为甚么从Bruno的外表看不出他内里糟透的痛苦，他仍然可以正常呼吸，过去数星期他的新陈代谢系统仍能完美运作，血液测验结果理想。在这般晚期，病人已经历各项严重的测试，即使进食极小量的物质都通常会呕吐不止，因而会慢慢饿死，这些征状Bruno一项都没有。」
他极速康复，医生们都甚为惊奇；他驾车返回德国，参加圣诞庆祝。1月中，他与新成立的团体的代表们开了三天会，指示他们如何开展工作，那两位代表丝毫不觉那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与Bruno Gröning会面。
巴黎的手术在雷暴之下进行
他在1月21日飞返巴黎，因大肠阻塞，手术变得非动不可，定于1959年1月22日上午9时进行，正是慕尼黑上诉聆讯开始的同一时间。Bruno Gröning再次接受手术，要忍受他曾经让无数人免除的痛苦，他不能亦不被容许救助自己。
那天早上当Gröning全身麻醉躺在手术床的时候，巴黎的上空忽然雷暴大作，他的妻子细说：「那天的自然现象非常奇特，1月22日，当我丈夫全身麻醉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巴黎开朗快乐的一天忽然被雷暴的长影吞噬，雷暴悄然猛至，惊雷乱打，狂电纷飞，天昏地暗，大白天我们都要亮灯，护士对如此猛烈的雷暴甚表震惊。手术之后数日，Bruno的体温，血压和脉膊都完全正常，他甚至两次起床坐进扶手椅内。」
「内里彻底燃烧殆尽」
1月25日，他陷入昏迷，第二天，1月26日下午1时13分46秒，Bruno Gröning在亨纳诊所与世长辞，医生在死亡证上写上「死于胃癌」，真的是胃癌吗？第二次手术后，贝朗格医生曾经说过：「Bruno体内的损伤糟透，内里彻底燃烧，他可以全无剧痛而活那么久，真是个谜。」
许多年前，Bruno Gröning曾经说：「如果我被阻止工作，我内里会燃烧殆尽。」
讣告
格罗邦医生于1959年2月26日致函Bruno Gröning的遗孀，透露Gröning怎样承受他的悲惨命运：「这一切（医生们为Bruno Gröning所尽的努力）都只是应当做的，而我想我可以说，伟大的Bruno Gröning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
1974年，贝朗格医生在一封信内表达了对Bruno Gröning的钦佩：「Bruno Gröning是一个充满热诚的人，一个珍贵的人，坚守信念，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所展现的尊严，即使到今天依然使我肃然起敬。」
遗体被火化后，最终判决从未宣判
Bruno Gröning的遗体在巴黎一所火葬场火化，骨灰坛安放在迪伦堡森林坟场内，永远安息。
法庭宣布他的案件因辩方辞世而终止，最终判决从未宣判。
人人都可以从他们的内在体验帮助和疗愈
「黑尔福德的奇迹医生」曾经带给千千万万人疗愈，却被遗弃在巴黎一条横街上，孤独地离世。为甚么要是这样？为甚么他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与苦涩？为甚么他不能拯救他自己？
格蕾特．霍斯纳(1922-2007) 是Bruno Gröning长期的助手，被他疗愈，也是Bruno Gröning朋友会的创办人，在她的著作《体验救赎，那就是真相》一书内这样写：「Bruno Gröning在世短短的一生带来许多美善，助人和治疗是他与生俱来的两份礼物。他到每一处，奇妙的事情便会发生，知识不能解释这些事情。他在1949年成为大众焦点，在黑尔福德的伟大疗愈后，在德国和海外广被谈论；可是，三个月后，他被禁止治疗，被逼害，被围猎，甚至被提控，为甚么？他对谁做了坏事？一个都没有，相反，他对千千万万的人行了好事，这些好事他们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人得到；他无辜，而他们却想惩罚他；他无辜，而他们却想阻止他做上主命令他做的事，就是救助人类。他需要在巴黎承受这恶意的苦果，就在亨纳街的癌症诊所里，忍受这苦涩的痛楚，内里被那不再被批准发放的疗愈能量彻底燃烧，人类的法律在德国禁止他行事，他面对谎言和诽谤，站在那里被控告，似个罪犯！他孤寂无语，承担人类全部的苦难，没有朋友意识到；而一切尽在承受，不会白费，必须是这样，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拯救人类。」
而在她的著作 《我生，好让人类续存》一书内，她这样写：「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使用『受害者』这个词；可是，在这里，当Gröning死在巴黎时，这个词，力重千钧，确是真切。」
只有这样他的话才能得到满全，就如今天无数的成功实例所见证的，「当我不再以『人』的身份活在世上，即是当我不再使用我的躯体时，人类将可走得那么远，以至人人都可从他们的内在体验帮助和疗愈。」
大审讯的延续
上诉聆讯和推翻原审判决
Gröning的不利起点
在1958年的上诉聆讯中，对Bruno Gröning不利的是上诉一方是州检察官，而不是他，Gröning不但受到那时他的粗心大意的律师损害，而延迟了将档案转交到新法律团队也防碍了聆讯的准备。
对Gröning更为不利的是：控方证人们更具信心，联合一致，看来在「医生的禁止」的议题上达成协议。
监禁、罚款和保释，在未澄清治疗的问题前实属「可耻」
这一次判刑如下：「疏忽导至他人死亡」罪名：判监八个月；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的罪名：罚款5000马克；准予缓刑。
安妮．弗赖恩．埃布．冯．艾森巴赫不但出席了第二次聆讯，也出席了第一次，她在庭上旁观，形容裁决是「德国的耻辱」。
Bruno Gröning宣布他受罚是因为他行了好事，他抱怨在审讯的整段期间内，没有人，甚至他的律师，有些微兴趣问疗愈如何达致，如果有人提出这问题，他的工作便明显和医学上的治疗绝对没有关连，控罪定会被撤销；可是，没有人有兴趣在法庭内澄清这个问题，他们对Gröning有先入为主的徧见，不打算让步。
临死前申请上诉
可是，这不表示案件完结，这次由Bruno Gröning上诉，聆讯日期定于1959年1月22日在慕尼黑高级区域法院进行；但是，聆讯没有出现，因为Bruno Groning在同一个月谢世。
《他的话驱逐疾病》
尽管禁医令和诉讼仍在，疗愈依然继续
身体康复和内在转变
在冲突和战役期间，Bruno Gröning继续工作，1957年，医学专家兼记者霍斯特．曼恩医生在《新一页》杂志发表了一连串文章(还有其他)，题目是《他的话驱逐疾病》：
「第二天早上，我从哈默林驱车往第士泰河畔的小镇施普林格，这里由一些被疗愈的人自发成立了一个Gröning小组。在这里，我再次体验这一切，正如我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各处，在奥格斯堡、哈默林、维也纳、普洛兴根和其他城镇所体验过的，人们站起来告诉我他们的疾病，说出主诊医生的名字，回复健康和对Gröning的感谢；而在每个事例里，他们都愿意高举双手发誓。
『当我还是婴儿时两边的髋关节已经移位，』来自汉诺威50岁的尤丽叶．普罗丽特说：『之后，我只能用拐杖走路，医生只能减轻我的痛苦。当我正在聆听Gröning先生演讲时，经历强烈的反应，那已全弯的背脊再次挺直，我可以再次行走，没有复发…』
『我的关节感染风湿，持续受病发和脓疮折磨，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哈默林的威廉．加伯特说。
『我只可藉着使用吗啡才能够忍受我的胆囊问题，』韦尼格森的库尔特．乌帕塔尔诉说，『我感谢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苦难。』
『我患上严重的糖尿病，』施普林格的罗拔．蒂埃斯说，『更危险的是我的心肌羸弱；今天，这两个病再不会影响我了，为此，我感谢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
这样的例子一大串，告诉我这些故事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甚么年龄都有；所列举的疾病由头痛到神经线发炎，坐骨神经的、肾脏和胆囊的问题到心脏病和瘫痪。
但是，深深打动着我的是另外的事情，许多人都在大批听众面前，坦诚开放地诉说他们怎样藉着Bruno Gröning经历内在的改变，摒弃了不断追求成功的动力和自我中心的态度，代之以内心平静及平安，和小组为先的想法。」
是甚么让人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疗愈：那人的信心
霍斯特．曼恩医生解释：「与那些被Bruno Gröning疗愈的人谈话后，我心内有一条越来越强烈的问题，疗愈是否对所有人都可能，或是，更大胆发问，对所有疾病都可能？这从Gröning幅射开去的能量的极限是甚么？会否有危险？【…】
我上次探访他时向他提问，『我不能也不想逼任何人，』他告诉我：『如果有人关闭自己，并不准备向那带来秩序的能量开放，我本身没有身份硬闯，我会做的是挑战他们摆脱邪恶的羁绊，是邪恶阻挠福祉和健康。』
我有另一个问题，『每个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我说：『假如有个病人病危，许多医生都已放弃，但他准许一个依然为他努力的医生代他向你求援，你有能力帮忙吗？』
『有。』Gröning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那位病人有信念，又如果医生信任他所行的路，成功不会不来临；他俩的联合信念会在病人身上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许多时，正正是当那绝望的人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时，成功就会第一时间出现。』」
与Gröning协会分手
是时候清点损害了
Gröning被罚款，气量狭窄的官僚冷眼旁观
1957年10月，Bruno Gröning与Gröning协会的经理们的关系恶化，最终导至正面冲突，Gröning协会气量狭窄的官僚主义行径对他造成重大的损害，争执源于法庭的裁决，Gröning须于短期内缴交2000马克罚款，由于他的工作从不取酬，因此无力缴交。Gröning协会的委员会从起始便答应支付全部法律费用，但这是否包括罚款在委员会内争议不休，委员会想利用冗长的官僚程序去审视协会是否有责任支付那2000马克，只有在完成这程序后才打算处理筹款的事宜；若是这样，可以预见该笔款项将会太迟交于Gröning。协会竟然就手旁观，甚么都不做；如果Gröning未能缴交罚款，将会被关进牢房，这导至公开冲突和最终分手。
伪朋友
在一份厚达六十二页题为《协会活动的回顾》的文件内，Gröning谈到协会对他造成伤害的所有论据，他在总结时说：「当我今天比较我当初的环境(那些谋利之徒：梅尔堡、恩德林、舒米德和许斯曼) 和我现今的环境(协会的委员们)时，我得出相同的结论：今天的最终结果和当初的完全相同。今天，透过那些理应是我最好最亲密的朋友的工作，我们所成就的绝不比那时的多。那时，我被那些助手用肮脏的技俩出卖；今天，我的朋友们让我失望，当我面对法律诉讼和多项控罪时，他们静立在旁，冷眼旁观，拒施援手，我未能出访地区小组，因为他们没有安排车辆；对那些针对我的抹黑活动，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以致当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造成混乱，因为你们竟不在我的身旁；那些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和经验丰富的人士有能力也定当支持我，好让我在世上的这一段时光不用经历这样的事情。
这些朋友中竟无一个尽心尽力为我的自由奋斗，无人有勇气为我真的挺身而出，甚么都没有做；他们气量狭窄，经官僚程序作出一个接一个的决定，没有人真心为我，也没有人全心全意，出尽全力让我从法律诉讼的，与新闻界的，与抹黑诽谤活动的战役中一劳永逸释放出来；没有人协助我工作，修理坏车等等，替我清除我的道路上的障碍，让我可以履行在世上的使命：带给人类生命的力量，引领人们达致信念。
为达成这目标，我需要平安和宁静，不用经常被外在世俗的影响打断和阻挠；我需要真正的保护高墙，以容许我将所赋予我的不受干扰地施展；没有人想过这些，一个都没有，那些想当我的朋友的一个也没有，而这正正是真的可耻和让我失望。」
- 那些谋利之徒志在谋利，他们被确认为坏蛋；
- Gröning协会的朋友们太半心半意，太冷漠和太安逸；我不会说立心不良。
「结果都是一样：我得不到自由，我在Gröning协会委员会内的朋友没有遵守诺言，我被他们所作的一切阻碍。」
失败的协会
魏瑟尔下台，Gröning协会亦从未能正式注册，在短时间之后解散；代替它的是《生命中灵性和自然法则协进会》，它创立于1958年，由德国的埃里希．佩尔斯和奥地利的亚历山大．洛伊领导，可是，这个在Bruno Gröning有生之年最后成立的团体，没有实行他所希望的，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它的会章内。
大审讯 (1955-1957)
以「疏忽杀人」的罪名被公诉，无罪释放，绝对禁止医治
1955年3月4日，州检察部再次控告Bruno Gröning，他再一次被控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另一项控罪：疏忽杀人。
Gröning否认承诺疗愈和禁止寻求医护治理
在收到法庭的传票后，他向朋友们求助：「亲爱的朋友们！近日来，整个新闻界和电台以基本上徧颇的方式报导了慕尼黑州检察服务第二组预备立案，控告我『疏忽导至他人死亡』，我被假定在1949年尾向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许诺疗愈，和阻止了她到疗养院及到医生处求诊。表面看来，我须为这年青人的死亡负上责任。任何人以清醒的头脑读到或听到这些报导，都会明辨它们的用意，就是要在我的朋友之间制造混乱，阻止所有求助者吸收我传播的知识，和阻止我们所有的努力。他们用尽种种方法阻止我和Gröning协会的活动，甚至阻止你们。当然，事实是事情与他们所描绘的大不相同！我的朋友们，我在这里甚么都不用解释，你们知道我从不许诺疗愈，也从不建议不求医。」
异常地迟重新展开调查
Gröning对他的朋友们继续说：「我已经在1952年洗脱所有控罪。」『鲁思．库富斯案件』发生于1949年尾1950年初，却没有在1951-1952年的案件中呈上法庭，这不是很古怪吗？虽然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妥当并已呈上法庭，但是，对我展开的新的案件竟选在1953年11月22日在穆尔瑙向公众透露，正是Groning协会成立的日子，这不是很触目吗？真相是：自1954年1月起，大批地区小组的领袖和朋友们及协会的成员被警方约会面谈和监视。」
辩方证人被拒绝，控方证人受欢迎
诉讼准备经年，Bruno Gröning的辩护受到严重干扰，差不多所有会提供有利证供的证人都被拒绝，相反，控方证人全被接纳，其中有两个Gröning的前关连人士：欧根．恩德林和奥托．梅尔堡。梅尔堡是首次法律诉讼的共同被告，他与Gröning反目成仇，用严厉的方式出尽全力损害他。在「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的控罪上他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该事件发生在他当Gröning的经理人“的期间。
受操控的鲁思．库富斯案件
埃米尔．库富斯是一间储蓄银行的官员，1949年11月，他带同17岁的女儿鲁思出席Gröning的讲座，女儿两边肺叶都受到肺结核煎熬，Gröning实时察觉她无可救药，并向一名当时在场的医生表明，可是，梅尔堡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接下这个个案，因此，Gröning和鲁思．库富斯于讲座后面谈，鼓励她要有勇气，并建议她的父亲在九日内安排她往医学专家处接受检查，意图促使该女孩接受医护照顾。女孩不想与医生再有任何接触，她的父亲允诺亲自处理这件事。
在跟着的一段日子里，书信往来全由梅尔堡处理，不经Gröning；他下次听闻鲁思．库富斯是在1950年5月，这期间，她的父亲曾多次致函求助，哀求Gröning往访；梅尔堡从不转交信件，却自行决定和在Gröning不知情的情况下，答应与库富斯先生会面。临近会面日子梅尔堡方才知会Gröning，并逼使他陪他同往。
梅尔堡后来声称Gröning答允治疗该少女，事实是梅尔堡自行向她的父亲保证会游说Groning医治他的女儿，他看准这个银行官员是个收入来源，想开拓这财源，因而需要Gröning。在该次探访后不久，Gröning与梅尔堡割席，各走各路。
对Gröning一项严重指控是他禁止了鲁思．库富斯寻求进一步的医疗治理，事实刚好相反：即使在第一次会面时，他已经送该女孩去见医生，而这事实竟由控方证人确认；同时，在1949年秋天一次电台访问中，他呼吁人们「要继续做医疗检查，直到最后。」他不时提点那些到来寻求帮助的人要信任他们的医生。
鲁思．库富斯已经历过数次痛苦但没有疗效的疗法，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于1950年12月30日死于肺结核。
医学尊家确认治疗无望
奥托．科尔格鲁布医生为鲁思．库富斯案件当专家证人作供，从医学角度解说整件事件：「清醒地观察，即使非专业人士都会如赛京根健康委员会所达致的结论，就是鉴于『非常严重的情况』，根据医生的发现，是指『足以致命』或『危急』，疗愈从正常人的预期看根本没有可能；正如所有具备正确思维，喜怒不形于色的医生，即使拥有最新的药物和不至于过度自负，自以为可对自然力量置之不理，都会同意慕尼黑的利廷教授在专家证供内的意见，其中说：『不能说在1949年11月5日之前有较大的机会痊愈。』我的意见是，病人可活至1950年12月30日已使人惊叹，可以说Gröning的影响事实上在某程度延长了她的生命。在为我的专家证供作结论时，我想概述那些声称『痊愈的机会正在出现，』和『假使Gröning先生从没有接近她，病人库富斯的生命便可能会延长，』既不能肯定成立，也无法证明。」
不成功的法庭判决
1957年7月尾，慕尼黑区域法庭的陪审团达致决定：在「疏忽杀人」的控罪上，Bruno Gröning无罪释放；可是，在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的控罪上，他被罚款2000马克。
虽然乍看之下这裁决看似正面，对Gröning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它实际上最终禁止他的工作，他的律师犯了判断的失误，对判决的评估远较Gröning为正面。可是，是州检察官，不是他，对裁判提出上诉，第二次聆讯定于1958年1月中进行，再一次在慕尼黑。
Gröning协会
希望透过协会可自由工作
尽管被禁制，Bruno Gröning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了许多小组以便接触最多的人，在小组内只举行讲座，将全部精力用于传授知识，以帮助求助的人。
法律保护和闻名的管理
1953年11月22日，他在穆尔瑙/塞豪森成立雨伞组织Gröning协会，打算向社团登记处登记，以便为Bruno Gröning的工作提供法律保护，避免与《非医疗从业员法》进一步冲突。
Gröning协会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齐柏林百爵，马图施卡百爵，安妮．弗赖恩．埃布．冯．艾森巴赫，高级工程师赫尔曼．理丁格和经理康斯坦丁．魏瑟尔等，还有初创时的共同创会人鲁杜夫．巴赫曼，他不久退会，Bruno Gröning是终身会长。
秘书对利润的渴求优先于病人的福祉
协会的秘书是来自海德堡的记者和讲师埃贡．阿瑟．舒米德，即使在黑尔福德时，他已是「奇迹医生」的亲密助手，亦成立了Bruno Gröning朋友环，该协会的运作和Bruno Gröning心中所想相去甚远，短时间后解散；那时，Gröning与舒米德保持距离，因为舒米德亏空捐款。
1952年，舒米德再次向Gröning求助，声称他已经知错，请求Gröning准许他帮助发展他的事功，Gröning再次接纳他一起工作，给予舒米德机会显示病人的福祉是否真的在他心中，或是他只有兴趣于自己的财务利益。
1955年，Bruno Gröning与舒米德永久割席，因为后者没有改变态度，再一次意图从Gröning的能力中取利。分手后，舒米德数次向Gröning提讼，要为他的义务工作取回报酬。
谁侍奉谁：协会侍奉Gröning的事功，还是Gröning的事功侍奉协会？
康斯坦丁．魏瑟尔和赫尔曼．理丁格共同承担理事长的角色，这看来大有希望，因为他俩富于经验，他们的背景亦对Gröning有利，剩下来的危险就是，两人会以为他们较这个普通的工人优秀，因为他们学历较高，因而在行事上会违反他的意愿。
随着时间过去，事情真的向这方向发展，两人变得越来越难接受Bruno Gröning对他们所讲的一切，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协会不但以Gröning命名，同时也是为他而创立。对他们来说，Gröning协会本身渐渐变成目的，完全迷失了Gröning的最主要目标：帮助受苦难的人，他们看来忽视了事实上是透过Gröning，不是协会，疗愈才可能出现。
因此，Gröning协会的发展与它应走的方向越来越背道而驰，协会以他命名，却成为他的监狱，不但不能给他自由，反而越来越多制肘。
对禁止治疗的首次法庭聆讯(1951-1952)
Gröning的工作从医学角度看是医疗业务吗？
因「未经授权从事医疗活动」被公诉
1951-52年，Bruno Gröning首次现身慕尼黑法院，被控「无牌行医」，虽然巴伐利亚州内政部曾视他的活动为无偿的爱的活动；今天，法庭将会从医学上的医疗业务审视他的活动。
控罪是基于1939年通过的《非医疗从业员法》，这法令取代直至那时一直有效的治疗师自由的法律，目的是要将所有医疗事务操于国家社会(纳粹) 党的医生手中。
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是耶，非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聆讯后，Gröning都被判无罪，慕尼黑法庭的主席法官在1952年3月的裁决中指出：
「法庭不认为基于单方面的专家证供而判被告有罪是恰当的，因为Gröning的活动是否涵盖于《非医疗从业员法》实属大有疑问，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在今天研究严重不足的范畴。」
上诉后，维持无罪的判决，但是，Gröning的活动被清楚定义为《非医疗从业员法》所规范的医疗业务：
「被告因而在没有执照和不是医生的情况下，从事『诊断，医治或减轻人们的疾病，痛苦或身体缺陷』的活动，这些都是在《非医疗从业员法》内的医疗业务。」
诚实的判断失误意味禁止治疗
裁决继续：「可是，不能随而对被告判刑，因为鉴于从事医疗业务的事件的客观本质上，他犯了诚实的判断失误，因而没有蓄意行动。」
由于裁决清楚说明Bruno Gröning被视为犯了诚实的判断失误，这失误等同法律上的禁医令，纵使维持无罪的判决。从这一刻开始，Bruno Gröning知道他的活动被视为《非医疗从业员法》所界定的医疗业务，因而被禁止。他的工作的真正性质，即他所使用的方法与医学上的医疗业务完全无关，却从未被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