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最後旅程
1959年1月26日，Bruno Gröning在巴黎與世長辭
確診：晚期胃癌
1958年深秋，Bruno Gröning和他第二任妻子喬賽特驅車往巴黎，他在1955年5月和她結婚。Gröning將自己交給他的朋友和癌症專家皮埃爾．格羅邦醫生檢查，X光片顯示晚期胃癌，格羅邦醫生想立刻動手術，但是Bruno Gröning拒絕。
他駕車返回德國，為他眾多的小組預備慶祝聖誕，12月4日，他製作了一匣錄音帶，將在聖誕慶祝會上播放，之後，他和太太再次返回巴黎；與此同時，格羅邦醫生通知了廣受尊敬的癌症手術專家貝朗格醫生，後者的診所在亨納街，離蒙馬特不遠。12月8日，Bruno Gröning就在這裡接受手術，結果讓醫生們震驚，Gröning的情況較X光片顯示的遠為不妙，根本無從動刀，手術的切口立即被縫合。
令人震驚的快速康復
關於這事喬賽特記述如下：「他們不能解釋為甚麼從Bruno的外表看不出他內裡糟透的痛苦，他仍然可以正常呼吸，過去數星期他的新陳代謝系統仍能完美運作，血液測驗結果理想。在這般晚期，病人已經歷各項嚴重的測試，即使進食極小量的物質都通常會嘔吐不止，因而會慢慢餓死，這些徵狀Bruno一項都沒有。」
他極速康復，醫生們都甚為驚奇；他駕車返回德國，參加聖誕慶祝。1月中，他與新成立的團體的代表們開了三天會，指示他們如何開展工作，那兩位代表絲毫不覺那將是他們最後一次與Bruno Gröning會面。
巴黎的手術在雷暴之下進行
他在1月21日飛返巴黎，因大腸阻塞，手術變得非動不可，定於1959年1月22日上午9時進行，正是慕尼黑上訴聆訊開始的同一時間。Bruno Gröning再次接受手術，要忍受他曾經讓無數人免除的痛苦，他不能亦不被容許救助自己。
那天早上當Gröning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床的時候，巴黎的上空忽然雷暴大作，他的妻子細說：「那天的自然現象非常奇特，1月22日，當我丈夫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床上的時候，巴黎開朗快樂的一天忽然被雷暴的長影吞噬，雷暴悄然猛至，驚雷亂打，狂電紛飛，天昏地暗，大白天我們都要亮燈，護士對如此猛烈的雷暴甚表震驚。手術之後數日，Bruno的體溫，血壓和脈膊都完全正常，他甚至兩次起床坐進扶手椅內。」
「內裡徹底燃燒殆盡」
1月25日，他陷入昏迷，第二天，1月26日下午1時13分46秒，Bruno Gröning在亨納診所與世長辭，醫生在死亡證上寫上「死於胃癌」，真的是胃癌嗎？第二次手術後，貝朗格醫生曾經說過：「Bruno體內的損傷糟透，內裡徹底燃燒，他可以全無劇痛而活那麼久，真是個謎。」
許多年前，Bruno Gröning曾經說：「如果我被阻止工作，我內裡會燃燒殆盡。」
訃告
格羅邦醫生於1959年2月26日致函Bruno Gröning的遺孀，透露Gröning怎樣承受他的悲慘命運：「這一切（醫生們為Bruno Gröning所盡的努力）都只是應當做的，而我想我可以說，偉大的Bruno Gröning的勇氣和堅強的意志給予我們巨大的支持。【…】」
1974年，貝朗格醫生在一封信內表達了對Bruno Gröning的欽佩：「Bruno Gröning是一個充滿熱誠的人，一個珍貴的人，堅守信念，在面對痛苦和死亡時所展現的尊嚴，即使到今天依然使我肅然起敬。」
遺體被火化後，最終判決從未宣判
Bruno Gröning的遺體在巴黎一所火葬場火化，骨灰龕安放在迪倫堡森林墳場內，永遠安息。
法庭宣佈他的案件因辯方辭世而終止，最終判決從未宣判。
人人都可以從他們的內在體驗幫助和療癒
「黑爾福德的奇蹟醫生」曾經帶給千千萬萬人療癒，卻被遺棄在巴黎一條橫街上，孤獨地離世。為甚麼要是這樣？為甚麼他要承受這樣的苦難與苦澀？為甚麼他不能拯救他自己？
格蕾特．霍斯納(1922-2007) 是Bruno Gröning長期的助手，被他療癒，也是Bruno Gröning朋友會的創辦人，在她的著作《體驗救贖，那就是真相》一書內這樣寫：「Bruno Gröning在世短短的一生帶來許多美善，助人和治療是他與生俱來的兩份禮物。他到每一處，奇妙的事情便會發生，知識不能解釋這些事情。他在1949年成為大眾焦點，在黑爾福德的偉大療癒後，在德國和海外廣被談論；可是，三個月後，他被禁止治療，被逼害，被圍獵，甚至被提控，為甚麼？他對誰做了壞事？一個都沒有，相反，他對千千萬萬的人行了好事，這些好事他們不可能從任何其他的人得到；他無辜，而他們卻想懲罰他；他無辜，而他們卻想阻止他做上主命令他做的事，就是救助人類。他需要在巴黎承受這惡意的苦果，就在亨納街的癌症診所裡，忍受這苦澀的痛楚，內裡被那不再被批准發放的療癒能量徹底燃燒，人類的法律在德國禁止他行事，他面對謊言和誹謗，站在那裡被控告，似個罪犯！他孤寂無語，承擔人類全部的苦難，沒有朋友意識到；而一切儘在承受，不會白費，必須是這樣，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拯救人類。」
而在她的著作《我生，好讓人類續存》一書內，她這樣寫：「我們應該非常小心使用『受害者』這個詞；可是，在這裡，當Gröning死在巴黎時，這個詞，力重千鈞，確是真切。」
只有這樣他的話才能得到滿全，就如今天無數的成功實例所見證的，「當我不再以『人』的身份活在世上，即是當我不再使用我的軀體時，人類將可走得那麼遠，以至人人都可從他們的內在體驗幫助和療癒。」
大審訊的延續
上訴聆訊和推翻原審判決
Nachteilige Ausgangsposition Grönings
在1958年的上訴聆訊中，對Bruno Gröning不利的是上訴一方是州檢察官，而不是他，Gröning不但受到那時他的粗心大意的律師損害，而延遲了將檔案轉交到新法律團隊也防礙了聆訊的準備。
對Gröning更為不利的是：控方證人們更具信心，聯合一致，看來在「醫生的禁止」的議題上達成協議。
監禁、罰款和保釋，在未澄清治療的問題前實屬「可恥」
這一次判刑如下：「疏忽導至他人死亡」罪名：判監八個月；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的罪名：罰款5000馬克；准予緩刑。
安妮．弗賴恩．埃布．馮．艾森巴赫不但出席了第二次聆訊，也出席了第一次，她在庭上旁觀，形容裁決是「德國的恥辱」。
Bruno Gröning宣佈他受罰是因為他行了好事，他抱怨在審訊的整段期間內，沒有人，甚至他的律師，有些微興趣問療癒如何達致，如果有人提出這問題，他的工作便明顯和醫學上的治療絕對沒有關連，控罪定會被撤銷；可是，沒有人有興趣在法庭內澄清這個問題，他們對Gröning有先入為主的徧見，不打算讓步。
臨死前申請上訴
可是，這不表示案件完結，這次由Bruno Gröning上訴，聆訊日期定於1959年1月22日在慕尼黑高級區域法院進行；但是，聆訊沒有出現，因為Bruno Groning在同一個月謝世。
《他的話驅逐疾病》
儘管禁醫令和訴訟仍在，療癒依然繼續
身體康復和內在轉變
在衝突和戰役期間，Bruno Gröning繼續工作，1957年，醫學專家兼記者霍斯特．曼恩醫生在《新一頁》雜誌發表了一連串文章(還有其他)，題目是《他的話驅逐疾病》：
「第二天早上，我從哈梅林驅車往第士泰河畔的小鎮施普林格，這裡由一些被療癒的人自發成立了一個Gröning小組。在這裡，我再次體驗這一切，正如我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各處，在奧格斯堡、哈梅林、維也納、普洛興根和其他城鎮所體驗過的，人們站起來告訴我他們的疾病，說出主診醫生的名字，回復健康和對Gröning的感謝；而在每個事例裡，他們都願意高舉雙手發誓。
『當我還是嬰兒時兩邊的髖關節已經移位，』來自漢諾威50歲的尤麗葉．普羅麗特說：『之後，我只能用拐杖走路，醫生只能減輕我的痛苦。當我正在聆聽Gröning先生演講時，經歷強烈的反應，那已全彎的背脊再次挺直，我可以再次行走，沒有復發…』
『我的關節感染風濕，持續受病發和膿瘡折磨，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哈梅林的威廉．加伯特說。
『我只可藉着使用嗎啡才能夠忍受我的膽囊問題，』韋尼格森的庫爾特．烏帕塔爾訴說，『我感謝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苦難。』
『我患上嚴重的糖尿病，』施普林格的羅拔．蒂埃斯說，『更危險的是我的心肌羸弱；今天，這兩個病再不會影響我了，為此，我感謝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
這樣的例子一大串，告訴我這些故事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甚麼年齡都有；所列舉的疾病由頭痛到神經線發炎，坐骨神經的、腎臟和膽囊的問題到心臟病和癱瘓。
但是，深深打動著我的是另外的事情，許多人都在大批聽眾面前，坦誠開放地訴說他們怎樣藉着Bruno Gröning經歷內在的改變，摒棄了不斷追求成功的動力和自我中心的態度，代之以內心平靜及平安，和小組為先的想法。」
是甚麼讓人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療癒：那人的信心
霍斯特．曼恩醫生解釋：「與那些被Bruno Gröning療癒的人談話後，我心內有一條越來越強烈的問題，療癒是否對所有人都可能，或是，更大膽發問，對所有疾病都可能？這從Gröning幅射開去的能量的極限是甚麼？會否有危險？【…】
我上次探訪他時向他提問，『我不能也不想逼任何人，』他告訴我：『如果有人關閉自己，並不準備向那帶來秩序的能量開放，我本身沒有身份硬闖，我會做的是挑戰他們擺脫邪惡的羈絆，是邪惡阻撓福祉和健康。』
我有另一個問題，『每個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險，』我說：『假如有個病人病危，許多醫生都已放棄，但他准許一個依然為他努力的醫生代他向你求援，你有能力幫忙嗎？』
『有。』Gröning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那位病人有信念，又如果醫生信任他所行的路，成功不會不來臨；他倆的聯合信念會在病人身上產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許多時，正正是當那絕望的人抓緊最後一根稻草時，成功就會第一時間出現。』」
與Gröning協會分手
是時候清點損害了
Gröning被罰款，氣量狹窄的官僚冷眼旁觀
1957年10月，Bruno Gröning與Gröning協會的經理們的關係惡化，最終導至正面衝突，Gröning協會氣量狹窄的官僚主義行徑對他造成重大的損害，爭執源於法庭的裁決，Gröning須於短期內繳交2000馬克罰款，由於他的工作從不取酬，因此無力繳交。Gröning協會的委員會從起始便答應支付全部法律費用，但這是否包括罰款在委員會內爭議不休，委員會想利用冗長的官僚程序去審視協會是否有責任支付那2000馬克，只有在完成這程序後才打算處理籌款的事宜；若是這樣，可以預見該筆款項將會太遲交於Gröning。協會竟然就手旁觀，甚麼都不做；如果Gröning未能繳交罰款，將會被關進牢房，這導至公開衝突和最終分手。
偽朋友
在一份厚達六十二頁題為《協會活動的回顧》的文件內，Gröning談到協會對他造成傷害的所有論據，他在總結時說：「當我今天比較我當初的環境(那些謀利之徒：梅爾堡、恩德林、舒米德和許斯曼) 和我現今的環境(協會的委員們)時，我得出相同的結論：今天的最終結果和當初的完全相同。今天，透過那些理應是我最好最親密的朋友的工作，我們所成就的絕不比那時的多。那時，我被那些助手用骯髒的技倆出賣；今天，我的朋友們讓我失望，當我面對法律訴訟和多項控罪時，他們靜立在旁，冷眼旁觀，拒施援手，我未能出訪地區小組，因為他們沒有安排車輛；對那些針對我的抹黑活動，他們沒有採取行動；以致當我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造成混亂，因為你們竟不在我的身旁；那些知識淵博、學富五車和經驗豐富的人士有能力也定當支持我，好讓我在世上的這一段時光不用經歷這樣的事情。
這些朋友中竟無一個盡心盡力為我的自由奮鬥，無人有勇氣為我真的挺身而出，甚麼都沒有做；他們氣量狹窄，經官僚程序作出一個接一個的決定，沒有人真心為我，也沒有人全心全意，出盡全力讓我從法律訴訟的，與新聞界的，與抹黑誹謗活動的戰役中一勞永逸釋放出來；沒有人協助我工作，修理壞車等等，替我清除我的道路上的障礙，讓我可以履行在世上的使命：帶給人類生命的力量，引領人們達致信念。
為達成這目標，我需要平安和寧靜，不用經常被外在世俗的影響打斷和阻撓；我需要真正的保護高牆，以容許我將所賦予我的不受干擾地施展；沒有人想過這些，一個都沒有，那些想當我的朋友的一個也沒有，而這正正是真的可恥和讓我失望。」
- 那些謀利之徒志在謀利，他們被確認為壞蛋
- Gröning協會的朋友們太半心半意，太冷漠和太安逸；我不會說立心不良。
「結果都是一樣：我得不到自由，我在Gröning協會委員會內的朋友沒有遵守諾言，我被他們所作的一切阻礙。」
失敗的協會
魏瑟爾下台，Gröning協會亦從未能正式註冊，在短時間之後解散；代替它的是生命《中靈性和自然法則協進會》，它創立於1958年，由德國的埃裡希．佩爾斯和奧地利的亞歷山大．洛伊領導，可是，這個在Bruno Gröning有生之年最後成立的團體，沒有實行他所希望的，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沒有出現在它的會章內。
大審訊 (1955-1957)
以「疏忽殺人」的罪名被公訴，無罪釋放，絕對禁止醫治
1955年3月4日，州檢察部再次控告Bruno Gröning，他再一次被控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另一項控罪：疏忽殺人。
Gröning否認承諾療癒和禁止尋求醫護治理
在收到法庭的傳票後，他向朋友們求助：「親愛的朋友們！近日來，整個新聞界和電台以基本上徧頗的方式報導了慕尼黑州檢察服務第二組預備立案，控告我『疏忽導至他人死亡』，我被假定在1949年尾向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許諾療癒，和阻止了她到療養院及到醫生處求診。表面看來，我須為這年青人的死亡負上責任。任何人以清醒的頭腦讀到或聽到這些報導，都會明辨它們的用意，就是要在我的朋友之間製造混亂，阻止所有求助者吸收我傳播的知識，和阻止我們所有的努力。他們用盡種種方法阻止我和Gröning協會的活動，甚至阻止你們。當然，事實是事情與他們所描繪的大不相同！我的朋友們，我在這裡甚麼都不用解釋，你們知道我從不許諾療癒，也從不建議不求醫。」
異常地遲重新展開調查
Gröning對他的朋友們繼續說：「我已經在1952年洗脫所有控罪。」『露絲．庫富斯案件』發生於1949年尾1950年初，卻沒有在1951-1952年的案件中呈上法庭，這不是很古怪嗎？雖然所有的文件都已準備妥當並已呈上法庭，但是，對我展開的新的案件竟選在1953年11月22日在莫爾瑙向公眾透露，正是Groning協會成立的日子，這不是很觸目嗎？真相是：自1954年1月起，大批地區小組的領袖和朋友們及協會的成員被警方約會面談和監視。」
辯方證人被拒絕，控方證人受歡迎
訴訟準備經年，Bruno Gröning的辯護受到嚴重干擾，差不多所有會提供有利證供的證人都被拒絕，相反，控方證人全被接納，其中有兩個Gröning的前關連人士：歐根．恩德林和奧托．梅爾堡。梅爾堡是首次法律訴訟的共同被告，他與Gröning反目成仇，用嚴厲的方式出盡全力損害他。在「疏忽導致他人死亡」的控罪上他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因為該事件發生在他當Gröning的經理人的期間。
受操控的露絲．庫富斯案件
埃米爾．庫富斯是一間儲蓄銀行的官員，1949年11月，他帶同17歲的女兒露絲出席Gröning的講座，女兒兩邊肺葉都受到肺結核煎熬，Gröning即時察覺她無可救藥，並向一名當時在場的醫生表明，可是，梅爾堡向他施加巨大壓力，要求他接下這個個案，因此，Gröning和露絲．庫富斯於講座後面談，鼓勵她要有勇氣，並建議她的父親在九日內安排她往醫學專家處接受檢查，意圖促使該女孩接受醫護照顧。女孩不想與醫生再有任何接觸，她的父親允諾親自處理這件事。
在跟著的一段日子裡，書信往來全由梅爾堡處理，不經Gröning；他下次聽聞露絲．庫富斯是在1950年5月，這期間，她的父親曾多次致函求助，哀求Gröning往訪；梅爾堡從不轉交信件，卻自行決定和在Gröning不知情的情況下，答應與庫富斯先生會面。臨近會面日子梅爾堡方才知會Gröning，並逼使他陪他同往。
梅爾堡後來聲稱Gröning答允治療該少女，事實是梅爾堡自行向她的父親保證會遊說Groning醫治他的女兒，他看準這個銀行官員是個收入來源，想開拓這財源，因而需要Gröning。在該次探訪後不久，Gröning與梅爾堡割席，各走各路。
對Gröning一項嚴重指控是他禁止了露絲．庫富斯尋求進一步的醫療治理，事實剛好相反：即使在第一次會面時，他已經送該女孩去見醫生，而這事實竟由控方證人確認；同時，在1949年秋天一次電台訪問中，他呼籲人們「要繼續做醫療檢查，直到最後。」他不時提點那些到來尋求幫助的人要信任他們的醫生。
露絲．庫富斯已經歷過數次痛苦但沒有療效的療法，拒絕接受進一步的治療，於1950年12月30日死於肺結核。
醫學專家確認治療無望
奧托．科爾格魯布醫生為露絲．庫富斯案件當專家證人作供，從醫學角度解說整件事件：「清醒地觀察，即使非專業人士都會如賽京根健康委員會所達致的結論，就是鑑於『非常嚴重的情況』，根據醫生的發現，是指『足以致命』或『危急』，療癒從正常人的預期看根本沒有可能；正如所有具備正確思維，喜怒不形於色的醫生，即使擁有最新的藥物和不至於過度自負，自以為可對自然力量置之不理，都會同意慕尼黑的利廷教授在專家證供內的意見，其中說：『不能說在1949年11月5日之前有較大的機會痊癒。』我的意見是，病人可活至1950年12月30日已使人驚歎，可以說Gröning的影響事實上在某程度延長了她的生命。在為我的專家證供作結論時，我想概述那些聲稱『痊癒的機會正在出現，』和『假使Gröning先生從沒有接近她，病人庫富斯的生命便可能會延長，』既不能肯定成立，也無法證明。」
不成功的法庭判決
1957年7月尾，慕尼黑區域法庭的陪審團達致決定：在「疏忽殺人」的控罪上，Bruno Gröning無罪釋放；可是，在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的控罪上，他被罰款2000馬克。
雖然乍看之下這裁決看似正面，對Gröning卻是完全不能接受，它實際上最終禁止他的工作，他的律師犯了判斷的失誤，對判決的評估遠較Gröning為正面。可是，是州檢察官，不是他，對裁判提出上訴，第二次聆訊定於1958年1月中進行，再一次在慕尼黑。
Gröning協會
希望透過協會可自由工作
儘管被禁制，Bruno Gröning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了許多小組以便接觸最多的人，在小組內只舉行講座，將全部精力用於傳授知識，以幫助求助的人。
法律保護和聞名的管理
1953年11月22日，他在莫爾瑙/塞豪森成立雨傘組織Gröning協會，打算向社團登記處登記，以便為Bruno Gröning的工作提供法律保護，避免與《非醫療從業員法》進一步衝突
Gröning協會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齊柏林百爵，馬圖施卡百爵，安妮．弗賴恩．埃布．馮．艾森巴赫，高級工程師赫爾曼．理丁格和經理康斯坦丁．魏瑟爾等，還有初創時的共同創會人魯杜夫．巴赫曼，他不久退會，Bruno Gröning是終身會長。
秘書對利潤的渴求優先於病人的福祉
協會的秘書是來自海德堡的記者和講師埃貢．亞瑟．舒米德，即使在黑爾福德時，他已是「奇蹟醫生」的親密助手，亦成立了《Bruno Gröning朋友環》，該協會的運作和Bruno Gröning心中所想相去甚遠，短時間後解散；那時，Gröning與舒米德保持距離，因為舒米德虧空捐款。
1952年，舒米德再次向Gröning求助，聲稱他已經知錯，請求Gröning准許他幫助發展他的事功，Gröning再次接納他一起工作，給予舒米德機會顯示病人的福祉是否真的在他心中，或是他只有興趣於自己的財務利益。
1955年，Bruno Gröning與舒米德永久割席，因為後者沒有改變態度，再一次意圖從Gröning的能力中取利。分手後，舒米德數次向Gröning提訟，要為他的義務工作取回報酬。
誰侍奉誰：協會侍奉Gröning的事功，還是Gröning的事功侍奉協會？
康斯坦丁．魏瑟爾和赫爾曼．理丁格共同承擔理事長的角色，這看來大有希望，因為他倆富於經驗，他們的背景亦對Gröning有利，剩下來的危險就是，兩人會以為他們較這個普通的工人優秀，因為他們學歷較高，因而在行事上會違反他的意願。
隨著時間過去，事情真的向這方向發展，兩人變得越來越難接受Bruno Gröning對他們所講的一切，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協會不但以Gröning命名，同時也是為他而創立。對他們來說，Gröning協會本身漸漸變成目的，完全迷失了Gröning的最主要目標：幫助受苦難的人，他們看來忽視了事實上是透過Gröning，不是協會，療癒才可能出現。
因此，Gröning協會的發展與它應走的方向越來越背道而馳，協會以他命名，卻成為他的監獄，不但不能給他自由，反而越來越多制肘。
對禁止治療的首次法庭聆訊(1951-1952)
Gröning的工作從醫學角度看是醫療業務嗎？
因「未經授權從事醫療活動」被公訴
1951-52年，Bruno Gröning首次現身慕尼黑法院，被控「無牌行醫」，雖然巴伐利亞州內政部曾視他的活動為無償的愛的活動；今天，法庭將會從醫學上的醫療業務審視他的活動。
控罪是基於1939年通過的《非醫療從業員法》，這法令取代直至那時一直有效的治療師自由的法律，目的是要將所有醫療事務操於國家社會(納粹) 黨的醫生手中。
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是耶，非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聆訊後，Gröning都被判無罪，慕尼黑法庭的主席法官在1952年3月的裁決中指出：
「法庭不認為基於單方面的專家證供而判被告有罪是恰當的，因為Gröning的活動是否涵蓋於《非醫療從業員法》實屬大有疑問，因為它們屬於一個在今天研究嚴重不足的範疇。」
上訴後，維持無罪的判決，但是，Gröning的活動被清楚定義為《非醫療從業員法》所規範的醫療業務：
「被告因而在沒有執照和不是醫生的情況下，從事『診斷，醫治或減輕人們的疾病，痛苦或身體缺陷』的活動，這些都是在《非醫療從業員法》內的醫療業務。」
誠實的判斷失誤意味禁止治療
裁決繼續：「可是，不能隨而對被告判刑，因為鑑於從事醫療業務的事件的客觀本質上，他犯了誠實的判斷失誤，因而沒有蓄意行動。」
由於裁決清楚說明Bruno Gröning被視為犯了誠實的判斷失誤，這失誤等同法律上的禁醫令，縱使維持無罪的判決。從這一刻開始，Bruno Gröning知道他的活動被視為《非醫療從業員法》所界定的醫療業務，因而被禁止。他的工作的真正性質，即他所使用的方法與醫學上的醫療業務完全無關，卻從未被確認。
